(一)
1963年农历2月5日，姐姐汪春花出生。父亲当时在鱼池公社煮酒，母亲一个人在家生孩子、坐月子。没有人照顾，没有人帮忙。按生产队的规定，坐月子的人没有工分，孩子也不能分口粮，家里生活非常艰难。
父亲边煮酒边牵挂娇妻和初生的女儿 1965年农历10月13日，家里请人抬石头修猪圈、挖厕所。母亲大清早起来，给匠人们做好早饭后，上楼生下了哥哥汪万华。
1966年7月，父亲被派到涪陵的“土坎”参加“支重”，建设涪陵“8.16”地下核工厂。当时军工建设及其保密，父亲和同去的工人们苦干了近八个月的重体力活，却不知道修建的是什么工程。
这是工友临别时给父亲的留言
这是父亲“支重”时和工友们的合影。
1967年3月23日，父亲从涪陵起身回家。父亲回来后，被安排在王场公社当炊事员，每天披霜冒露、起早贪黑。乡政府没有自来水，父亲要到几里外的水井挑水。公社工作人员多，用水量大，父亲每天要挑十几担水才够用。
这是父亲那时记的日记
1968年农历冬月22日下午，艳阳高照，父亲还没回家，大舅谭树祥在我们家帮忙种洋芋，母亲在“摇花冲”除麦草，感觉自己快要临产就赶紧回家，刚到楼上就生下了我。夜晚大雪纷飞，第二天，大地银装素裹，玉树琼花。冰天雪地里，年幼的姐姐给我洗尿布，小手冻得红彤彤的。奶奶是劳动积极分子，整天在生产队忙碌，没有时间照顾母亲。邻居“幺猴子”来帮忙洗过几次尿布。“幺猴子”已离世多年，我想当面对她说声“谢谢”都没机会了，只能在心里默念这位好心人。
我出生25天后母亲开始生病，头晕头痛，什么事情都干不了。父亲白天去公社煮饭，晚上回来照顾三个孩子，做饭、洗衣、做家务。后来母亲的病越发严重，父亲用布背带背着我，胸前的衣服扣子时常硌得瘦弱的我生痛。他牵着病得像小孩学走路似的母亲，戴月披星出门，徒步几十公里到忠县，或者坐船到百公里外的万州看病，回家已是繁星点点。父亲打开一包中药，泡药、生火、熬药……母亲病了一年又一年，药罐熬破了一个又一个。父亲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着，身子仿佛是铁打的，从未叫一声苦。正是父亲的不离不弃、细心呵护，母亲才得以一次次战胜病魔，坚强地活了下来。他们相亲相爱，伉俪情深，相濡以沫六十多载，从没红过脸、吵过架。
我3岁时，臀部长了一个汤圆大的毒疮。中午集体放工休息时，母亲顶着炎炎烈日，背着我走了几里山路到乡医院开刀。一个姓王的医生把疮划破就不管了，母亲只好自己动手挤脓血。母亲找医生要点纸擦脓血，医生给她一个白眼，抢白她道：“眼睛呢鼻子(纸)。”母亲气得一边流泪一边用衣襟给我擦脓血。
我小时候身体瘦弱，有点儿小家子气，一句话不中听就怄气不吃饭。父亲深夜从乡政府忙完工作回来，听说我没吃饭，赶紧煮一碗面条端到床边，把我从睡梦中轻轻唤醒，边哄边喂我吃。我睡意朦胧，闭着眼睛，嘴巴机械地跟着父亲的声音张合。看我吃完，劳累一天的父亲欣慰地笑了。
1971年农历9月27日晚上，母亲叫父亲提来一捆枯草铺到床上，生下了弟弟汪小红。
1974年9月3日，妹妹汪桂花出生。妹妹的脸圆圆的，乖巧可爱。妹妹出生40天后得了急性黄疸，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，医治不及时，妹妹不幸夭折，母亲伤心欲绝。幼小的我时常看见母亲整夜整夜不睡觉，坐在床上伤心痛哭，这也加重了她的病情。为了照顾病情严重的母亲，父亲辞职回家务农。公社党委书记谭逢孝曾多次到家里来邀请，并承诺让父亲转为正式编制，都被父亲婉言谢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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